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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插队的村子很小，二十多户人家一百多口人，却有着将近千亩土地，因位于黄河故道多是些河道、坑洼、沙丘，真正能种庄稼的并不多，这样一来人均可耕土地就只有五六亩。土地盐碱严重，只能种些黄豆和高粱。
　　村子的东头住着一户赵姓人家，两口子才三十五六岁，可膝下已有了五个孩子，当然，那日子过的是紧巴巴的，全家人整年是破衣烂衫，糠菜半年粮。男主人叫赵妞，却整天乐呵呵的，一点也不知道发愁，他常说：“社会主义不让饿死人，怕啥？”没吃的就找队长借粮，常跟在队长屁股后哼哼咛咛，春天借到夏，秋天借到冬，年年如此，弄得队长见了他就绕路走。队长当然怕，要知道那时节家家都缺粮，粮食借给他，别人怎么办？大家都借起来那还了得？
　　这赵妞也确实有办法，不借？那好，我就找大队！不就是跑二里地到大队吗！这大队书记早就因此和他成了“老朋友”，见他进门，就不用思索的笑着说：“又没吃的了？”不用他开口，随手写个条子扔给他：“走吧！” 他拿着条子回到村子，像捧着圣旨一样找到队长家，弄得队长直摇头：“没治了！”
　　赵妞还有一个外号：“赵偷豆”。我们觉得稀奇，怎么会有这麽个外号？一天在地里干活，休息时我追着队长问，他才笑着说了事情的来历：
　　“有一年秋天，全队正在收割大豆。地里到处都是豆子，我不放心，后半夜起来下地里转转，怕值夜看地的人偷懒睡觉。走到南滩没多远，突然看到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在路上挪动，我悄悄走了过去，发现是一堆刚割下来的大豆。奇怪的是这堆大豆却不动了，四周也不见个人，是我看花眼了？谁把它放在路上干什么？心里疑惑，就假装没事走开了，却在不远处躲了起来，要偷偷的弄明白这到底怎么回事”。
　　“没多大会儿，这堆豆子又开始移动了，我从后面轻轻走了过去，还是不见人，豆子堆却还在移动。我从后面朝豆子堆狠狠地踹了一脚，只听见“哎呀”一声，一个人从豆堆下面钻了出来，我一看那五短身材，正是赵妞。我气坏了，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命他把豆子背回去，他苦笑着钻了进去，却怎么也背不起来。这时几个看地的社员闻讯跑了过来，围着看还偷笑，我迁怒于他们，叫他们背回去，可他们挨着个试了试，谁也背不动”。
　　“天亮了，下地的人们围着豆子堆议论纷纷说说笑笑，调侃着赵妞。几个棒小伙子逞能，轮流试了试，用尽了九牛二虎之力，竟没有一个人能背的起来。大家伙无不惊叹赵妞的神力，送他外号：赵偷豆，赵妞因而一举成名”。
　　此事听来真是可笑！
　　其实在农村，这种偷偷摸摸的事很常见，大家也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好，社员中公开流传着：‘偷偷摸摸改善生活；干板直正饿得牙疼’这一类的口头禅，甚至还有‘干部贪，社员偷，哪个不偷是傻鸡（音究）’这些更过分的话语，充分表明了社员对待集体的态度，以及社员们的生活状态。
　　和老贫农袁爷攀谈起来，老人总是一脸的无奈：
　　“现在的人哪！把面子看的不值一分钱，偷了东西还理直气壮，脸皮都不红一红。解放前可不是这样，那时候土地都是自己的，地边搭地边，和相邻的人家处的都很好，大家都互相照应着，谁敢去偷谁？那简直太丢人了！叫人看见还怎么见人？”
　　“后来成立了互助组高级社，日子虽说不宽余也没见你偷我拿的，大家互相帮衬着，脸都不曾红过一回的。人与人相处，最要紧的就是面子，要是大家都撕开了脸皮，那日子还咋过？”
　　“自从成立了人民公社，风气算是坏了！家家砸了锅，吃了大食堂，土地也充公了，‘一大二公’，啥都是公家的了，还有啥是自己的？吃不饱咋办？只有到地里踅摸，那时的人们没想到是偷，不就是填填肚子吗！没啥丑的！”
　　“后来大食堂垮了，家家没有锅，连个锅都买不起！紧跟着就是五九年、六零年大饥荒，人人都饿得要命，谁能坐家里等死？还有啥偷不偷的，为了活命，摸着啥都往肚子里填，别说成熟的庄稼，春天的麦苗都有人偷回家吃！私人有啥可偷的？只有偷生产队的，从那时就算撕开了脸，偷庄稼成了公开的、人人都认可的行为。常偷的人饿不着，正直的人饿得唧唧叫，社员中就开始流传着：‘偷偷摸摸，改善生活；干板直正，饿得牙疼’这样的口头语”。
　　“度过了那三年非常困难的年馑，人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咱们农村，老实人是吃不开的。于是偷盗就成了一种风气，男女老少齐下手，女人比男人更甚，怀里、裤裆里都能塞东西，队长也没法检查。有人就调侃的说，‘白天勤快不如夜里勤快，地里勤快不如家里勤快’，‘夜里勤快有的吃，家里勤快有的日’，你听听这说的！改变了观念的人们也改变了做人的标准，偷盗仿佛是正当的、人人都必须具备的本事，不会偷庄稼才是个笨蛋。人们对生产队没有了感情，给队里干活拖拖拉拉磨洋工，给自家干活生龙活虎打冲锋。”
　　“要说也不能全怪社员不自觉，干部也有责任。从大队干部到生产队干部，那个不是肥吃饱喝的？够着钱的贪钱，够不着钱的摸粮食，社员咋会没意见？大家都说：‘大小是个官儿，强似卖水烟儿’就说明了这个事实。像咱大队，那些干部吃饱了喝足了还发骚情，爱搞个娘们消遣消遣，‘白天使唤着人家的老公，晚上使唤着人家的老婆’，劲头都用到床上了，哪还有精力搞工作？社员们还会相信干部吗？”
　　老贫农的一席话确实发人深省，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农村、农民的变化人们看得很清楚，可又有谁敢说实话？只能抱怨说社员觉悟低，决不敢说三面红旗有问题。开会、宣传教育收效甚微，甚至根本不起作用，表面上看是‘肚子’的问题，好像社员吃不饱才去偷，其实问题的根源是制度，也就是说当社员对生产队、大队、人民公社彻底失望，生活又看不到希望的时候，生存的本能就失去了道德的约束。
　　农民不爱集体，集体就越加萎缩，你就是再唱：‘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瓜越大’他也不信，他知道那是在愚弄他。干部们不厌其烦的大讲特讲：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可当社员们看着大河一天天干涸下去，他知道你是在说鬼话。
　　饥饿威胁着农民，可贫下中农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会想方设法克服困难来填饱自己的肚子，也真让我们知青见识了。这里不说偷，只说比较奇特的小事。
　　冬天我们和老社员淌过贾鲁河到南滩干活，滩里枯草黄沙，一片荒凉，那里离家远，淌河水又冰凉，中午不想回村吃饭，老社员就领着我们把麦场上的豆秸垛翻打一些，弄出来几十斤黄豆，拿到邻近的五七干校换一些大米，再和打雁的换只大雁，就能吃到一顿香喷喷的大米饭炖雁肉，大家伙欢呼雀跃，好不热闹！
　　稻子差不多成熟了，我们在地里干活，想吃顿大米饭，怎么办？贫下中农有的是办法，他指挥我们到田间挑一些成熟的稻穗割下，找一块坚实些的土地挖一些巴掌大的土坑，把稻穗放进去，用铁锨把当碓杵捣出米来，用河水一淘就能下锅。那米饭又香又甜，可比超市里的大米好吃多了！
　　自从招工回城，我再也没见过赵偷豆，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虽然数次组织了“老知青重返第二故乡”活动，却始终未能见到他，不过我们却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农村。
　　改革开放后，人民公社制度完蛋了，土地分到了各家各户，农民拥有了充分的自主权。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开挖鱼塘，因地制宜的干起了养殖业，形成规模后，如今已成为黄河良种鱼养殖中心，过去的破草房早已不见了踪影，家家户户盖起了洋房，好多户还购置了汽车和拖拉机，昔日荒凉的黄河故道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人们还保留着部分稻田，盛产着优质大米。大家再也不用饿着肚子去偷去摸，听干部的唠叨了，大米鱼肉人们都吃的发腻，现在的话题是如何减肥，如何美容和化妆。
　　农村的巨变让我们想到很多很多，中国的农民穷怕了，千万不能走回头路！
　　还真想见见赵偷豆，如果他还活着，该有八十多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