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关于批儒，与东篱剑客 商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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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子百家，何以楼主独恨儒家？先不谈独尊的问题，一个能够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意识形态，仅仅以一句武断的结论“儒生都是虚伪奸诈之徒、亡国乱邦之贼”概括之？中华文脉未断，磕磕碰碰到现在，为世界唯一硕果仅存的长寿文明，如果儒家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主流意识形态，专门培养虚伪奸诈之徒，何以有这种可能？
　　儒家有一重要概念，即亡国与亡天下，而作为儒生，他们并不认为亡国就是世界末日，而是认为亡天下才是真正的灾难。这也是孟子说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从你的字里行间，也可看出你还是比较推崇个体道德自律的，这不正是儒家的宗旨么？其实如其说你是在批评儒家，不如说是在批评儒家里的某些具体主张，比如孝悌等，这只能说是儒家里的某些道德主张有失偏颇和违背人性，不能以偏概全，全盘否定儒家在中国历史上对帝王和士大夫及儒生的道德约束作用。
　　孔夫子的主张之所以不为当时的各诸侯国所待见，也是有其必然性的。孔子作为儒家的鼻祖，其一生的实践磕磕碰碰，有丑陋的表演，也有深刻的反思，更有后期的升华。但是在局势日益紧张的春秋战国时代，或者说乱世里，在诸子百家里，最不能取得立竿见影之效的就是提倡道德的儒家，因为人心已乱，世道沦丧，秩序破坏殆尽，技巧诡诈横行，周朝建立之初的古朴敦厚的风气已然破坏，因此用道德来重建秩序非一代两代之功所能成就。反观兵家和法家，那是立竿见影的招数，靠的就是严刑峻法、赏罚分明和技巧诡诈，能在短期内富国强兵。但是，兵家的诡道和法家的严酷，在秦始皇统一之后，其长期积累的弊病在统一六国之后已经宣告其走到了末路。为何？
　　其一，秦未统一之前，行商鞅之法的范围也仅仅是局限在秦国一国，范围小，实行起来也容易，的确刺激了从上到下的积极性。但是，统一之后，一下子将它的严酷刑法辐射到所有统治区域，而不是在统一之后，立马休养生息，导致六国百姓不堪其重而反。虽然秦国老巢的百姓也许经过一百多年的商鞅变法逐渐适应，但是不代表六国百姓能够忍受。而且，秦之所以行可以短时间强国的商鞅变法，目的是为了诸侯竞争，那是你死我活。一旦统一之后，所有昔日的竞争对手都不存在，或者说都变成了其治下的庶民，此时应该灵活转身，你那套临时用来国力竞争的方法得修正得人性化一点，是不？
　　其二，秦统一六国之后，天下并未太平。为何？因为六国的那些有着血海深仇的贵族遗民还在。没有哪一个六国贵族不恨透这个血债累累的“暴秦”。他们的血性、荣誉感、国仇家恨在蛰伏着，就等时机。而秦始皇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自我伟大感膨胀到极限，以为可以开万世太平，以为自己强大到无可匹敌，没有及时肃清六国“余孽”，这是一个新生帝国致命缺陷。
　　其三，六国未灭时，各诸侯国因为既得利益的算计，患得患失，包袱沉重。而一旦国破家亡，瞬间换位，从养尊处优的统治者蜕变为一无所有的P民，因此才有陈胜起事之后的短暂空间团结一致诛暴秦。正应验了毛说的卑贱者聪明，高贵者愚蠢那句话。但是随着节节胜利，旧贵族的患得患失的秉性又开始暴露无遗，结果被草莽出生的刘邦一个个收拾干净，刘邦成为了战国之后最大的赢家，而且也是得国很正，是西汉轻装前行的稳固基础。
　　因此，统一的秦帝国，上不能肃清余毒，下不能安抚百姓，横征暴敛，严酷刑法，不败是天理不容！因此陈胜一起，天下群起相应，即便秦二世英明，又能用这种战争状态下的措施横行几代？
　　而和平年代行儒家之法，是有其必然性的。所谓打天下易，治天下难。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为了稳固江山，此时提倡道德治国正是正着。你不能因为儒家的那套体系某些不合理甚至错误的理念而否定和平年代对道德的需求，因此全盘否定儒家实乃偏激。
　　当然，如何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之间寻求平衡点，的确需要大智慧，需要合理设计权利结构，需要提高官员的道德素养和自觉性。
　　老子那一套比较深奥，他所强调的 道 高于 德。你既然说孔子提倡的 德 不容易做到，容易异化为伪君子，那难度更大的、很难把握的 道 就更加不好把握。做君子 与 做圣人熟难熟易？德是道的具体显现，道无法用语言描述，而德则可用语言描述，虽然不可量化，但也可通过长期的内省与修生养性而有所悟、有所感。
　　才和德谁先谁后，谁是基础，谁是楼的主体？你把德比喻为建空中楼阁，而把才突出到基础，是否颠倒？
　　中国之所延绵几千年持续到现在，光靠兵家和法家是无法做到的。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至刚易折，历史在不断地证明这一点。那些消失了的民族，那些甚至被灭族的民族，要过是过于孱弱，要么是过于刚强，而只有刚柔并济的华夏文明能够独存到现在，绝非偶然，实属必然。儒释道，这是中国的看家本领，是中国厚重的底蕴。所谓道德持家传十代，诗书持家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很好的诠释了这一点。